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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网络论坛(第二期):发展研究及实践的方法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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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曲辰 执行加亮操作(2011-02-25) —






第二期:发展研究及实践的方法及其反思
主持人:毛绵逵
各位老师和同学,大家好!
    受博士生网络论坛主持人刘洋同学的邀请,很高兴能作为第二期论坛的主持人,和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提高。由于前面几天一直在农村呆着,今天才刚刚回到长春,能够上网,把大家所有相关的邮件一起下载下来,看了好久才全部看完,真是感觉非常的棒,除了对发展及发展研究有了一些新的理解之外,更多淘宝特卖日霜女士护肤品排行榜有效丰胸丰胸28岁用什么护肤品非常好减肥哪种好的是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获取这么多老师们的有见地的观点和意见,这对于我现在在实地进行长期的博士论文研究来说,无疑是一种意外的学习机会。很早很早以前我就想以某种方式进行高效互动的讨论和交流,结果当时希望能接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网的建设而兴起,但是效果不佳,所以,很高兴刘洋同学的这种倡导和组织,以及大家所有人的参与。罗罗嗦嗦的说了这么多,主要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非讨论主题的想法。
    言归正传,根据第一期论坛最后总结中的倡议,本期论坛的主题是关于方法论和方法的,我想,我们学院的传统是始终把实践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叶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的发言中也作了很好的说明,因此,我在本期的讨论中,特别的加上了一个对于实践的反思。

   (资料来源:发展研究博客及三农中国,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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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1-02-25
发言人一:毛绵逵(2005级博士生)
    在第一期的讨论中,大家重点就发展本身以及相关的内涵外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想,作为一门实践特性如此显著的学科(暂时称之为学科),讨论发展研究的方法,并进行实践层次的反思,作为进行了发展研究十多年的发展学院来说,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必然不可的时候了。
    相对于很多新到发展学院的同学来说,我应该算是发展学院的老油条了,记得2000年刚上大学报到的时候,一看专业名字是农村区域发展,看着字面意思不知所云,于是特意提前了一个星期到学校,跑到CIAD楼里准备咨询,到底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学什么的,如果不好,就是拿钱也是打算转专业的了,呵呵。记得当时是院里的一个老师(且不提名字:-))对我说了很多,按照现在的通俗说法或许算是忽悠吧,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当时到底都说了什么了,反正当时感觉是头被说晕了,只是记得一点,就是这个专业可以经常到不同的地方去,可以接触很多人,做帮助穷人的工作,于是,就决定暂时不转专业了,先学一阵再说,不行还可以转,就这样,一直到现在,不但没转,而且成了老油条了,呵呵。记得当时听院里的老师们常说,我们是搞参与式的,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参与式,到后来在细分专业的时候被分到推广学专业,直到本科毕业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学过什么是参与式,倒是自己找了好多书,看了半天才知道什么是参与式。
    讲了半天故事,无非是想说,我们现在讨论发展研究及时间的方法,似乎始终都没有离开过参与式。很多老师和同学可能都有这种经历,当我们到一个进行了发展项目的项目点问不同的利益主体:你觉得参与式方法好吗,存在什么问题吗?我想得到的最多的回答可能是这种方法非常新颖独特,活泼,我们都很喜欢,也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可是在我们的现实工作中不适应!当在接着细问为什么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很可能会是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天天坐在那里开那么长的会”“这和我们现在的国情不符合等。
    因此,问题出来了:发展研究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发展实践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发展研究的方法和发展实践的方法有区别吗?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又该如何界定呢?参与式理念和方法在发展研究和实践中到底占据什么位置?参与式方法在被神化的同时,为什么又被直接的推下神坛?参与式方法的主流化和本土化进程又该如何走向呢?……
    在为大家提出了一堆问题之后,免不了也要发表一番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在说出自己心中的看法的同时,也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发展研究与实践的方法论。到目前为止,为大部分人所认同的方法论类型,主要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我对方法论本身的涉猎不是很深,也说不清楚关于方法论的一些大家都有哪些著名的言论,但是,对于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的个人解读,更多的是来自对一些不成体系的文献的阅读,各种讲座以及自己实践的理解三种角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产生和西方科学界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特别是物理学和化学等的研究而产生的,强调研究的实证性和可重复性,因此,很多时候和机械论、工具论等放在一起讨论。而人文主义方法论正式在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讨论和反思中产生的,强调社会的复杂性和不可重复性,提倡用理解的方式去解读问题和现象,而不是机械的测量。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发展研究和实践的方法论,似乎更多的应该是人文主义方法论,要求我们能够站在发展的主体所处的角度去思考、理解、研究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很多属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证明理解的正确与否。但是,在仔细考虑之后,往往发现我们在很多的实地研究以及发展实践中,往往特意强调什么什么的实证研究,总是试图运用很多具体的方法和工具,寻找很多测量的数据,从而试图佐证我们预先设定的假设或者意图发现什么新的结论等等。而从前面大家所讨论的发展学的范畴可知,大家所一致认同的一点是发展研究是一个综合的领域,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哲学等等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甚至某些自然科学。从每一个单独的学科来看,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区分与其他学科而自成一家,其本身所坚持的方法体系及其所秉承的方法论是非常关键的,无论每个学科的方法论之争如何发展,在一定的时期总是有一个共同认可的方法论,如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更注重实证研究。因此,回过头看,发展研究作为一个包含如此广泛而综合的研究门类,就如柴浩放的精彩比喻就像一个拼盘一样,她试图包含所有的社会科学门类与一身,那么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有其独特的方法论吗?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方法论一定是要局限在传统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吗?……
      2、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是等同的吗?在前面第一轮的讨论中,大家有意无意的都提到了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那么这两者是等同的吗?如果不是等同的,那么在方法层面上两者又存在什么差异吗?
我个人认为,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在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等同的。就如叶老师在前面的总结中所提到的,发展研究更多的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入手,如国际政治经济、治理等,发展研究的理论性要求研究者在研究发展议题的时候,不只是进行单纯的空洞的理论思辨,而更强调从社会现实入手,从微观事物入手,在总结发现社会运转的规律的同时,提出大者如经世济国之良策,小者如养家糊口的对策,正是所谓发展实践。但是,在发展实践如农村发展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作为发展研究者和发展实践者双重角色的我们,总是不可避免的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进行发展研究。所以,我认为,发展研究提供发展实践的理论、方法和方向的指导,而发展实践则为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平台。所以,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作为发展研究是需要在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更多的从理解的角度去考察社会,也即要关注人文主义的方法论视角,这也许就是我们常说的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相结合吧;但是,发展实践的方法论,我则认为是要以实证为基础的。
      3、在方法和工具层面,参与式方法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呢?其现实中面临的问题有如何解决?
在方法和工具层面,我向来是主张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不必拘泥于某一个所谓独特的方法体系上,只要是能够有助于问题的研究和实践的各学科的方法和工具,都可以为我们所用。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总是会特意提到参与式方法在发展领域中的特殊地位。好像搞发展研究和进行发展实践都必须要有参与式才行,以至于在某些时候参与式被等同于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我认为,参与式方法和理念,在发展研究的方法中是没有任何特殊位置的,倒是在发展研究中确实成为搞发展的人的一个方法标志,以至于一看到大纸、大笔、大板子就知道是搞发展的来了。从每一种方法和工具的效果来看,参与式方法确实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实地工作的方法,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也是很多发展实践和发展干预所证明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并不能把参与式进行神化,以至于什么时候都是参与式,从而造成搞发展项目就是搞参与式的印象。
    而在现实中,参与式被神化的同时,又被同时推下了神坛很多时候,大家一说到参与式方法的有效性,都是十分的赞同;可是一说到参与式方法的推广和应用,都是十分的无奈。因此,我觉得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除了发展工作者本身需要进行反思之外,还涉及到参与式方法本身的适应性和应用的特殊环境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参与式主流化和本土化的问题。
     参与式理念和方法的核心是赋权和平等。在一个规则并不被重视的制度文化环境中(可看第一期靳乐山老师的发言),人治是大于法治的,而人治的根本在于公权力的私有化,也即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可以利用公共权力为其私人利益服务,这也是现在权利=金钱公式的由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参与式理念和方法所要求的赋权无形中导致了另一个公式的产生:赋权=负钱。而这正是现有制度框架下的既得利益者所最忌讳并且死力维持的底线。 搞发展的人所认同的一个根本的价值观,是要保证资源和获取资源的机会的公平性,保护弱势群体,并希望通过发展实践来产生一种不可逆的制度规则变迁,从而维持公平性的持续性存在。
而当我们单个的或者少数的发展工作者并不具备这种改变的能力,或者短期内不具备这种能力时,在产生迷惑、彷徨的同时,总是试图寻找到第三条道路,即参与式的本土化问题。和很多这个领域中的人讨论过,到底什么是参与式的本土化?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因为,这里存在着一对矛盾体,在现实中似乎是很难调和的。参与式理念和方法所体现的精神在我们的宪法中是都存在的,可是在现实中似乎大部分都是不存在的,要调和这种纸上的条文和现实的规则之间的矛盾,似乎并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或许这正是我们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写到这里,我似乎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革过程的艰辛。因此,总结起来,可以看出,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参与式的主流化,而现实的需要则是参与式的本土化,而现实是当这两者都达到时,可能那个时候的参与式已经不是现在所谈的参与式了!所以,每当听到不同的人说参与式方法好是好,可是就是不好推广的话时,总是在想,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好推广呢?期待大家的讨论。
    罗罗嗦嗦的写了这么多,也不知道是否写明白了我的意思,希望大家能够提出指正。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贵州进行我的博士论文的实地研究工作,接触到很多不同层面的学者、官员和百姓,都或多或少对参与式听过或者有所了解。在和他们讨论的时候,总是在思考以上所想的这些问题。现在在吉林,刚从村里呆了很久回来,这边的项目点进行参与式项目时间并不长,地方人员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在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形态、以及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的同时,也在思考我们所处的社会,以及这个社会中存在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各种或明或暗的规章制度,游戏规则,文化背景,在给我提供很多思考素材的同时,也给我提出了难题,这个社会是怎么了?为何如此疯狂,为何变化的如此迅速?因此,套一句俗话不是我跟不上时代,是因为时代变化太快
    经常思考,社会的存在,说到根本上,是人的存在,以及围绕着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外界环境和规则。而外界环境和规则的存在从根本上讲都是因为人的存在而出现的,或许有些许的唯心主义,但人作为社会的根本,任何社会现象的发生,都可以从微观的个人进行思考和探索。因此,我们所进行的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工作,从根本上都是针对于人来说的,只是所针对的人群性质不同而以,但本质上的运行规律和行为方式并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在考虑方法的时候,在我们所预设的价值观和目标理念的前提下,运用与符合社会发展和人的行动规律向符合的方法,才是我们所需要不断探索、反思和完善的地方。
以上都乃个人所思所想,希望能引起大家对于本次讨论主题的思考,并提供一些切入点,如有说的不当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正!谢谢!!
毛绵逵
200761于吉林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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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1-02-25
发言人二:刘  洋 (2006级博士生)
    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分析框架
    ——发展经济学的新分析方法
《The market, The state and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Ha-Joon Chang) ——《Rethink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一书第41-57页
  
    资本主义诞生伊始,政策制定者们就开始探讨市场和国家的角色。早期的资本主义的奠基者们把经济学看成是一门实践的政策科学,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使经济学的政策性角色更加重要。而对制度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研究的兴趣是最近才兴起的,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承认(一般是消极的)社会制度(例如社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仅此并没有触及到制度的核心。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一场或明或暗地辩论,辩论的主题就是市场和国家的作用,目前基本达成的新共识是:简单地“市场-国家”二分法阻碍了我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解,而不是促进了这一理解。尽管最近制度经济学(特别表现在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理论扩展了我们在上述领域的理解,但是对制度角色理论仍然有很多的困惑和矛盾之处,这突出表现在市场和国家的关系中。
    在这样地背景下,作者开始了自己的研究,本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讨论发展经济学中仍然存在争议的部分的历史和理论背景。第二部分是讨论国家干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演进;第三部分对当今占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和国家的观点进行批判地阅读,第四部分自足于第三部分,提出自己的一个理论框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市场、国家和制度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理解。
一、历史演进和理论争议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经典故事一般是这样表述的: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鼓励贸易实行了自由的经济政策,鼓励进口出口,国家很少干预市场,这种情况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更加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进行了国家的干预,结果,英国凭借其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国内的农业变革推动了技术的创新和经济的发展,而其他国家却落后了,于是其他国家开始效法英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干预越来越强,一直到WTO的建立后,才重新倡导贸易的自由化。
    作者认为,在这个故事中有三点值得讨论的地方:第一、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英美等所谓自由市场的国家并不是不倡导干预的国家,甚至不是干预最少的国家,与法国、德国和日本相比,他们的国家干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他们的出口关税以及他们对出口的补贴。这些尚不是主要的,另外令人瞠目结舌地是他们在获得技术的创新上的不择手段,比如派遣技术间谍,收买技术先进国家的官员,当然还有正式的国外学习。第二、作者认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干预政策并不如自由主义者所言是什么“理论的失败”(政治的操纵),恰恰是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全面失败。第三:作者详细考察了经济发展的阶段,发现干预政策实施的阶段比自由主义政策的黄金时代经济发展要更快更好。
二、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
  本节指出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关于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角色的观点正在遭遇到很多问题,它是基于一个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非常偏狭的阅读。它不仅处于它的理论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张力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自由主义(奥地利学派的政治哲学)”。而且还深受其基本概念的定义不足之苦,这些概念正是对市场、国家和其他制度加以理论化的起点。
  作者指出其中的一个概念叫做:“市场失灵”。什么叫市场失灵,完全取决于学者的理论视角,在一些学者看来的失灵可能在其他学者看来不是一个问题,甚至会认为是市场高效率的表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就是完全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就是市场失灵,但是他们忘了完全竞争的市场只是众多市场中的一种,还有其他的市场可能在某些地方的运行中并不失灵。另外,我们认为分配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但是,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这恰恰是正常的市场的体现,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所以如何定义市场和市场失灵真是一个难事。
  作者另外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往往隐含的一个假设是“市场是预先存在的制度,而国家和其他制度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是后来才加上来的。所以要尽量避免国家和制度干预市场。”然而这个市场原初论的假定是值得商榷的,其实国家和制度无不在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塑造的作用,不仅在历史上,就是当今也是,移动通讯市场和电脑软件市场、电力和互联网服务市场都是国家创造和重构出来的。更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证明了拥有健全的市场但是没有健全的国家是多么的危险。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发展中断证明了仅有自发形成的并且不被干预的市场是不能实现经济的腾飞的。
针对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是原初的,作者提出市场是政治的建构,首先,新自由主义假定预先存在的很多条件就是政治的产物,比如对财产的建立和分配的权力,还有一些其他的权力。在美国如果没有黑人的解放运动哪里会有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更进一步地说,即使在当今的市场社会,我们所接受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权利—义务关系无不渗透着政治的影子,食品安全、劳动力标准、最低工资、劳动保护等等都是政治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常常倡导经济的去政治化,然而经济的去政治化可能导致对民主制度的损害。作者也指出在资源的分配中某些去政治化是有好处的。
三、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本节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将制度和政治考虑在内,因此作者叫它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确实主导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角色的讨论。作者希望这个新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打破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障碍。
    作者首先分析了市场,市场是由国家和各种制度参与塑造的。在市场形成前,已经有制度规定了谁能参加市场谁不能参加市场。不仅正式的制度,非正式的文化等也参加了这样的规定;而且各种制度规定了市场交换的合法的对象,很多国家规定毒品不得参与交易,类似的还有人体器官,奴隶等。即使交易人和交易对象是合法的,还是会受到制度的一些限制,这些制度包括考虑到人的健康和环境等问题。第四、交换过程本身受到很多制度的限制,欺诈、空手套白狼等行为是受到禁止的。这些要求我们在考虑市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政治的因素。
    其次,作者分析了国家,新自由主义者在分析国家中首先遇到的是国家代理人和国家的关系,按照他们的观点,人是理性人,是自私的,那么国家的代理人也是自私的,国家就是一群自私的代理者或者机构的集合。作者认为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自私自利的,人的行为有很多时候是一些不能用自私所解释的利他。作者认为这完全可以取决于制度的环境,因为一定制度的环境是能够产生一定的人的动机的。当然作者没有反对人对制度具有的能动性,但是作者更强调的是双向的一个互动而不是从个人的动机到制度的单向过程。最后,作者还提出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能够保证国家的管理者和代理人在一个“道德”的层面上行动。
   最后,作者分析了政治,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必定会产生国家行动,并且必定会和市场的理性化相冲突是由问题的,首先,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可以和政治分开,这已被作者证明是不可能的。其次,作者认为在国家和市场之间没有所谓客观的方法去确定正确的边界,因为没有一个人的政治观点会深深影响一个人去看待边界是否合法。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政治看成是一个过程,通过它,带有不同但是都是合法观点的人们在可以争论的权利义务关系下相互竞争。
回应人:张梅珠
    “把政治看成是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市场是由国家和各种制度参与塑造的”。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可以透过“交易”与“规则”的关系来理解。何谓市场?个人认为,这里的市场至少应指达到一定规模、规则较成熟条件下的一个比较有序的交易场。由此可见,规则本身是构建市场的要素,而规则又是在交易行为的历史时空下不断博弈下而达成的某种契约。由此可见,透过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市场”“国家”和“制度”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市场”和“国家”分别都是重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我们只有将它们放进历史的进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两者的关系,而不至于被“简单的‘市场-国家’二分法阻碍了我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解”。
    更进一步的研究实例可联系赫尔南多2000年的作品《资本的秘密: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取得了成功,却在其他地方遭遇了滑铁卢?》,作者基于美国历史和“非正式部门/经济”的现状,用所有权(对应“制度”)的效应解释资本(对应“市场”)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秘密。这一著作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市场是政治的建构”“市场是由国家和各种制度参与塑造的”。
    说明:这种回归历史,用过程的视角消除某些由人为的概念性事物的二分法导致的理解困境的做法,来自埃利亚斯用“过程的视角”超越“个体-社会”二分困境的启发(可参考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Ⅰ》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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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1-02-25
发言人三:李小云老师
小云的评论
——关于这段时间讨论的感想。
    到目前为止,你们那么多的学生和老师都对发展主题给与了很大的关注和热情,我非常受到鼓舞。但是,我对目前讨论的直接结论是:“讨论是热情加虚无的混合体,热情不言自喻,虚无则反映出了我们学科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要强的是发展学并不是我们的发明,发展学在国外称为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就像人口学在国外叫做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一样,称作“发展学”是中文的一种学术性的表示。Corbridge教授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发展学叫做发展研究,认为发展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存在了已经50多年的历史,同时发展管理也是发展研究、或称发展研究之中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发展管理更多的是指对有计划的、有规划的干预、对社会变迁过程进行战略方面和实施方面的管理的一个领域,涉及到规划、监测评价以及在干预过程中各相关方的权利博弈与利益均衡,涉及到发展干预如何有效地达到发展的目标。这种管理包括机构的能力开发,个人的能力开发以及发展管理的工具与手段的开发等相当复杂的内容。所以应该严格地说,如果有人说不知道发展管理是做什么的,应该正确的理解为他在说他在专业的角度还不了解发展管理的内容是什么,而不应理解为是对发展管理的否定。
    第二,很多老师的学生都对发展的含义做了很多生动的比喻,但是我要说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广义的,大家可以任意理解的,非学术化的讨论,大家可以说“发”就像发面包,“展”就是扩展。但是这种广义的对发展的讨论不是发展这一研究学科的专业讨论。另外一方面对发展的讨论的是狭义的、或者说专业学术性讨论,在此发展是有严格背景和特定含义的。这个意义上的发展主要是围绕着杜鲁门的四点方案提议之后全球范围内所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援助下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的现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存在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宏观战略政策的干预,二是微观发展项目的干预。其主要理论是50-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理论来源于结构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所推动下的发展经济学。经典的发展经济学对自由放任的市场、对政府的管制等方面提出质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应当与发达国家不一样,所以他们的经济运行被称为发展经济运行,而不是发达的经济运行,发达的经济运行是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推动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术界对发展经济学有许多的争议,Deepak作为世界银行知名的经济学家,其出过一本书“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认为发展经济学是一门贫穷的经济学,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差异,只是时间序列上的差异,其都应当遵循自由市场经济的准则。在60年代之前,发展经济学仍然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条件和西方国家的道路是一样的,就是现代化和工业化,劳动力都要进行转移,所以才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社会学将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定义为“现代性”,所以使其成为了一种“行而上学”的意识形态。此后的发展经济学则更关注这种意识形态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60年代、70年代以后,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在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二元依赖”的依附理论,很多人认为依附理论是对现代理论的背离。按照Norman Long先生的看法,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二者都是从发达与不发达,都是从自上而下的,从如何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角度来讲同一个问题。我觉得依附理论只不过是对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说明。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发展领域的思想,这主要是由于对发达国家的政府失灵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普遍存在的低效率和腐败的一种反思。所以新自由主义把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领域重新搬出来,形成更为激进的、市场主义的全方位经济理论。与此同时,从70年代开始,出现了新民粹主义的发展思潮,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是Mike Lipton以及Robert Chambers等很多学者。他们的穷人优先,对市场、城市以及专业主义的质疑与否定形成了发展民粹主义的主要思潮。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对自由主义的质疑与否定,大家开始使用一个新的名词——“北京共识”来取代“华盛顿共识”,其核心是国家主导下的发展,发展经济学领域在此重新找到了生存的土壤。
     最近,剑桥大学的Chang, Ha Joon教授先后提出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观点,质疑发达国家的药方是“过河拆桥”。与此同时,人类学家对发展研究存在两种意见:一种以Escorba为代表,认为发展是暴力的,是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另一种意见认为发展是客观存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手段的干预,不完全是话语霸权。这些都是发展研究领域宏观的思想。而在微观层面上,社会学和人类的贡献更为明显,他们在研究发展制度下产生的发展文化、公民社会、性别、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干预为什么失败、角色的博弈、文化的消亡等成果至关重要。应该说,9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了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这个讨论之所以是虚无的,就是在讨论中没有涉及到任何学术性的、实质性的问题,就像我不是学习传媒的,认为“传”就是传播,“媒”就是一个载体一样。我们如果不懂得社会心理学和沟通学,不研究不同媒体之间的关系,自然会变成一个虚无的讨论者一样。现在,有多少参与讨论的学生与老师真正读过《资本论》与《国富论》,读过马歇尔的《新古典主义》,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谁读过Escorba的《培育发展》(Cultivating Development),谁读过Mike Lipton的《弱者的武器》(The Weapon of the Weak),谁读过Robert Chambers的一系列的著作等等大量的在这个领域的学术论文与著作。那么如果没有读过的话,不去讨论这些著作与文章的学术问题,而去盲目地讨论发展,必然就会变成虚无的讨论;这种讨论会随着高涨热情的衰减而销声匿迹。
    让我来呼吁每一个致力于发展研究的学生与老师,来论证什么是“‘北京共识’的制度、政治与结构基础”,来回应对“中国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的这种论调,来论证“中国日益发展的公民社会在中国社会的变迁与重组中的意义”,“写一个社区背景下的发展民族志”等等话题。
    我暂时想到这么多,与大家一起讨论。
                                                                                                            小云
200764星期一,中午1点于学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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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1-02-25
发言人四:何君 (2005级博士生)
算不上发言的思考
    对于参与式是理论还是方法,应当不存在什么疑问,至少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参与式还不能与“社会网络”、“符号互动”等理论并驾齐驱,但也应该到达了墨顿的“中观”层次了。这是闲话,因为经常和刘洋说起,我不经常评论是因为我对于“含义”、“方法论”以及“思辨”的一种“近而远之”,至少在现在我还不想去过多得谈论这些,原因是积累太少。
    回到发展研究的主题,在一篇文章中读到过,19世纪的意大利与现在的巴基斯坦处在相似的发展水平上;20世纪初的美国和现在墨西哥情况类似。但是前两者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均没有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墨西哥国内那么完整庞杂的制度体系,而这些制度体系正是意大利、美国这些国家经过18世纪、19世纪、20世纪的发展变化创造并传播的,在现在的世界体系中,这种制度正在成为全球标准。为什么具备更完善的制度体系的国家去没有当时的意大利和美国那样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也看不到辉煌明天的太阳呢?作者Chang-Ha Joon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视角和典型的例证,而其在另一本著作“过河拆桥”中似乎揭示了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为什么在当今发展中国家磕磕绊绊。其实我想说的是,历史的视角非常重要,更重要的则是一个国家的真实实际,是国家的现实社会与文化价值基础。
    我认为两件事情是我应当做的:第一,像小毛一样扎在农村,实实在在地去听、去看,和当地人一起想,我们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我们需要什么,来的是不是适合等等——我们需要认识自己,拥有价值;第二,在学校或者任何地方,认真地读书,读一读资本主义或者说西方的发展史,看看像《世界体系理论》这样的漫长画卷,无声地听听别人在别人的世界中发现了什么——历史的视角,他人的经验。
或许一句话有有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不要尽,只要说出来!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的思想!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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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11-02-25
发言人五: 佚名  (博士生)
毕业答辩和发展研究的方法
    正如毛绵逵坛主所说,我们要把发展实践的方法和发展研究的方法分开来看,发展实践的方法自有实践方面的考虑,比如没有参与式方法就申请不到项目,拿不到钱。而我们要搞研究,起码要毕业论文通过的话,就得想一想我们做论文的方法是什么?听说本次答辩请来了很多的国内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人类学的大腕,那么在这些人面前,我们的论文要通过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这是我们最实在的考虑啊,尤其对于在职的博士生来说!
    李院长在给我们的回应中明确地指出:“没有方法,毕业论文休想通过”,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因为“没有发展问题”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我们在前一阶段也讨论过了,而且老师们也没有在发展是什么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所以,我们研究的问题只要有农民主体意识可能都能称得上是发展问题。至于大量的参考文献,也是可以打折的,一本书看个前言结尾也是看,看个五六遍也是看,没有个标准,只需列一些放在后面拉大旗作虎皮即可。至于理论,都是人为构建的,如果大家愿意,完全可以用自己理解得理论去指导自己的研究,只要言之成理,(不是吗?理性人假设这样的偏狭理论竟能够成为主流经济学学科的基石,实在是对所谓的理论叹为观止!我们为什么不能构建一个非理性人理论?)但是研究方法是个硬性的问题,而且完全是可以衡量的一个硬性指标,因为方法相对于理论和参考文献来说是实在的,大致有个明确地路径可循的,如果有谁说我自己创造了一个方法,叫做:喝酒划拳调查法,酒桌上就能解决研究问题。别人一定说你是瞎说。因为方法是摆在那里的,大家(尤其是答辩老师)比较有个共识的。所以我们得慎重对待!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发展研究的方法太多(不是太少)。不好选方法,叶老师在上课伊始就让我们综述七大学科的方法,可见也是想集百家之长,按一位上期发言人说的,发展研究的方法可以定义为综合的方法。所以我们在做毕业论文时就得小心了,为什么不选参与式方法?对,参与式方法是发展实践的一个主流的方法,对于它的优劣与否,适合国情与否,我先暂不讨论,因为不太懂。但是记得一位老师提及过:用参与式方法也行,只是别的人不好懂,尤其是那些其他学科的大腕们,我们用了这个方法,他们就只能站在旁边嘬牙花子了,好家伙,这个方法好,可惜没有听说过,怎么评呢,是个问题?那么只好再让我们院的老师给他们培训培训参与式了。可见也不现实,第一、他们不付费,第二、他们没有时间。
    所以大致来讲,我们要想这个方法的问题,还得让他们能懂,能识货。这样的方法是很多的,比如说用问卷测量农民的资本,然后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去做,这个就很清晰,再比如,我们做个经济模型,研究研究草场管理过程中的人们行为问题。或者干脆广发问卷,精致调研,运用SPSS进行二元回归,多元回归,因子分析等做出社会理论模型,只要精致就没有过不去的,或者我们讲故事,采用事件—过程分析,也很有意思,总之方法多多,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就发展研究的主题来讲,没有什么最好的方法,只有和你的研究问题最适合的研究方法。你选择什么研究问题,就要想最方便得出结论,最能得出好的结论的方法,这个就看大家研究的什么问题了。所以,说到底,方法还是为了研究主题服务的,千万不要被方法牵着鼻子跑了。而什么是研究主题,又要牵涉到我们对发展问题是怎么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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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六:白中林(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法学视野中的“发展”问题及其研究进路
    五月在山东时,刘洋邀我参与你们的论坛,无奈对“发展学”一知半解不敢随意言说,但盛情难却,又见论坛如此活跃,心中萌生忝列论坛之念,“无知者无畏”,故梳理了一下法学领域内的有关发展的言路传了上来。敬请诸位批评!
    关于发展问题的思考,有发展社会学 、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学科的努力,尽管在法学界也有人尝试着提出发展法(理)学,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尤其在中国的法学领域,谈发展问题的文献相对较少,倒是谈法律自身发展的文献颇为壮观,而且差不多形成了两大范式,即法律发展的现代化范式和本土化范式。言归正传,关于法学视野内的“发展问题”,只是近年来才有国内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基本上都是承接着国外的研究和实践来说的,很少有针对中国发展问题的现实性的理论或实践的推进,故本文此次梳理的法学视野中的“发展问题”也并非专门针对中国而言的。
    在论坛上看到你们农大提出创建发展学的雄心,我是拭目以待阿。下面我首先交代一下法学领域中有关发展的概念:基本上分为两种态度,一是对发展持肯定态度,认为发展就是一个进步的变化过程;一是否定进步的发展观,认为所谓的发展仅仅是一种变化而已;但是在法学领域中有关发展问题的研究与实践中,第一种发展观即把发展视为一种进步的变化过程基本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法学视野中的发展问题研究也是分两种进路:一是实然的经验进路,这是以美国的法律与发展运动为代表;一是应然的规范进路,这是以发展权运动为代表。
    美国的法律与发展运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于60年代达到高潮(其时政治发展元运动已经开始衰落),在70代衰落下去。该运动主要是由美国政府、国际组织、私人基金会等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援助,(此外,法国、英国、比利时也对他们的前殖民地进行了类似的法律援助项目但是在影响上都不如美国,而且发端于美国的法律与发展运动也是与一定的学术传统相联系的,即现代化理论,体现在法律上就是法律的现代化)。该运动的主要集中在法律教育领域,从教育的内容看主要是传播美国的法律模式,包括方法模式,即案例教学法法律教育的特殊模式;职业模式,即作为实用的解决问题者和社会工程师的律师模式;法学模式,即反形式主义的工具主义法律观。把法律工具主义观和该运动背后所依托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结合起来也就可以看出该运动的目标了:即法律是变革社会的重要工具,法律的变革对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法律的现代化就是就是是不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基本上类似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的法律制度,最终通过法律的作用更快的达致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也就是通过法治的自由主义模式来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进入七十年代,法律与发展运动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走向衰退,参加该运动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反思,(当然这种衰退是基于多种原因的,如法律与发展所依托的现代化理论遭到批判、越战的影响和美国自身的法律危机、法律运动被看作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等)。就这样法律与发展运动经过一阵喧闹,暂时偃旗息鼓了。但是美国政府和学者通过这次运动也吸取了不少教训,美国政府开始关注自身存在的(法律)发展不平衡问题,美国学者也打破了“法律帝国主义”的迷梦。不过这也为以后法律与发展运动的卷土重来埋下了伏笔。
    20世纪90年代苏东转型,迈向市场经济,于是法律改革重新提上日程。1996在美国国际法年会上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法律部主任沙塔赫说,现在的法律改革就是新的法律与发展运动,只是应该吸取60年代法律与发展运动的教训,于是他把学者们的反思作为包装当作教训提了出来,即法律改革的目的不应从外部强加给改革的国家和人民,而应该让改革国家的政府和人的自由选择适应他们生活的法律制度;而且法律的概念也不应仅限于国家颁布的现代法,而应该注意改革国家的传统和习惯;此外还反思了早期法律与发展运动的价值预设,即法律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中并不是中性的,而应该评价、分析法律中所包含的其他价值,从而做出选择;这样就否定了西方中心论的普遍主义模式,引入了多元主义的观点。最后沙塔赫还多法律改革的方法也不能仅限于法律的,而因该综合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尤其要注重经验的研究。然而,在真正的法律改革过程中,仍和60年代的一样,法律知识作为经济改革的附属品,即建立与市场化、私有化和贸易与金融自由化的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无怪乎当年法律与发展运动大本营的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的教授Joseph R. Thome称当前所谓的“新法律与发展运动”是“法律帝国主义”的继续。而且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新的“新法律与发展运动”更多的是由经济学家设计推动的,很少有法学家的参与,这一点似乎比之60年代是个倒退。
    而发展权运动的兴起则可以说依附理论和发展主义为之作了理论铺垫。发展权的主要倡导者是第三世界国家,而依附理论和发展主义则使人们认识到发展权不仅局限于法律原则,还是建立在多种观念的基础上,即包括道德义务、过去殖民恶性的补偿、国际合作观念和低度发展是西方国家发展的副产品的观念等。在现实斗争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运动则取得如下的胜利:1965年关贸总协定增加了“贸易与发展”的第四部分,体现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要求;1986年联合国大会以美国一票弃权的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发展权宣言》;1993年维也纳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又有新的人权共识,大会指出“发展权作为‘发展权宣言’的基础,作为一种普遍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和重要人权的一部分”得到了确认,美国此时也开始支持该宣言。
    那么发展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利呢?据《发展权宣言》的文本可以看出,(第一条)“发展权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据此每个人(every human person)和所有族群(all peoples)都有参与,贡献,分享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资格,以此使所有人的权利和重要的自由能够得到充分实现。”由此可以看出发展的主体是个人或其他人的集合(如国家、民族、种族等),发展的内容则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发展的方式则有参与、贡献和分享(这几种发展方式包括了不同发展主体的消极人权和积极人权的发展方式),发展的目的则是使所有人的权利和重要的自由能够得到充分实现 。
    比较法学领域内两种不同的关于发展问题进路可以看出,第一种法律与发展运动所理解的发展较为狭隘,主要是指经济的发展,尽管有提到了法律的发展,但是法律的独立性在此被取消了,仅仅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简单的工具了,而且法律现代化理论的价值预设也阻碍了法律与发展问题在该运动中的进一步展开。法律与发展运动中的法律观也是为主流法学理论界所不取的,尽管在该运动参与该运动的法学者大多采取的也是一种定性研究为主的方法。经过这次运动后热心于法律与发展的学者们基本上放弃了大规模的法律变革促进发展的愿望(这也是当前所谓的“新法律与发展运动”中很少有法学家参与的缘故),他们开始注重研究法律与社会发展之间逐步的互动、研究法律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细微的关系,方法也有定性研究转向了定量研究,当然此时他们的法社会学传统也就更加明显的凸现了出来(作为法与社会运动大本营的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的学者们更是一如既往的坚持他们的法社会学的研究传统,研究“行动之法”与“书面之法”的断裂与互动)。第二种发展权运动中所理解的发展较为全面,其进路也是符合传统法学的研究进路的,但是目前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发展权的实在性问题,目前的发展权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广义国际法上的权利,只有把发展权转化为国内法的规定才能切实的保障发展权(在严格意义上的规范法学中甚至不承认这样的发展权是一种权利)。其次关于发展权的主体问题,发展权宣言主要强调的是作为个人的发展(这也是与西方提倡的公民权利相符的),而发展中国家在行动上更多的强调的则是作为一项集体人权的国家或民族的发展权(在我国也强调发展权是作为一项集体权利的人权)。
    从上述的梳理中不难看出,尽管法学中的发展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法学的视野中所谓的发展问题就是“以权利看待发展”(从森的书名中受到的启发)。发展的主体是所有的人,并不是说主要是不发达地区的人的发展,只是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的发展环境不同罢了。发展的内容则是发展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利,发展的方式则可以采取多种途径,但是应该是在尊重发展主体权利的前提进行。发展的目的
就是要使所有人的权利和重要的自由能够得到充分实现。我认为法学中的发展研究与实践和你们所进行的发展研究与实践并不是相冲突两种模式,二者的隔膜更多的是由于使用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造成的,相反二者存在很多互通之处。在法学中规范法学的发展(权)研究,指出了普遍意义上的发展问题,是以你们研究具体的发展及其实践可以以发展权作为出发点之一,而你们的进行的发展实践和努力正式在实现发展权的多种方式中和达到发展目的的多种手段中了一容纳的,在这方面法学领域中社会学法学的研究进路与你们的研究和实践或许具有更多的共同话语。至于法学视野中现存的两种研究发展的方法是什么?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冲突?这就是我接下来参与讨论的发言所要涉及的问题了。

2007年6月4 日于蓟门.晓月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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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七:张梅珠2006级农村发展管理硕士研究生)
关于发展学的一些思考

Abraham: Participatory, just like a baby in China
毕胜:“NPO/NGO只是一个符号,自己去做事情就可以了,没必要考虑太多”。
小平:社会主义在中国仍处初级阶段…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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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曾经有段时间,一直想弄明白“发展”到底是怎样一门学科?为此,在“You&Me”的第三期读书沙龙上,还专门策划了“发展研究与实践的方法论探讨”的沙龙主题,此前,自己也专门写了“我对发展研究与实践方法论的一些个人思考”。如今想来,对于诸如“发展”这些正在发展中的事物,我们有时候很难给它下定论,但是,由于对这些事物的认知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某些人的人生及实践,因此,我们有必要就这些发展中的事物达成一些共识,同时,在这些共识框架下,我们只管去做就行了,不用考虑太多,这便是有名的“不争论”论。基于以上认识,我把这几年对“发展”思考或学习总结的一些初步的结论性观点简列如下:    发展是一门行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强调研究与实践密切结合,并以其“实践”特征区别其他学科。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发展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发展学的研究者是“思想而行动的人”;发展学有很强的价值预设;发展学在方法论上不只强调“认知”,还强调“实践”和“沟通理解”[1]    
    发展学包括很强的价值预设,这种价值预设就社会的发展方向而言是一种社会选择(苟天来)。由于发展学具有很强的行动性特点,其发展研究和干预必然受到某些社会选择倾向(诸如公平、自由等人类的价值观共识)的影响,因此,发展学不是单纯的“价值无涉”的中立学科,其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工程学,必然涉及“价值有涉”部分,甚至是有很强的价值预设。发展学有很强的价值预设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发展干预强调target,强调对目标群体的瞄准;其项目操作中的一套诸如逻辑框架、需求评估、监测评估等具体管理工具的运用都是为了最终更有效地实现发展干预的目标。发展具有很强的价值预设还突出表现在对“参与”理念的强调,因为参与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既有资源进行再分配,最近的一个发展研究主题热点“分权”就是这方面的体现;而这“参与”理念背后的价值预设之一便是“公平”。    
    发展是一门相对独立的交叉性综合学科(参见《参与式发展概论》,2001:p40图“多学科交叉”)。对这话的理解是:首先,发展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密切。其次,发展学虽然是一门交叉性综合学科,但并不是“四不像”,也不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而是具有其发展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特点的一门学科。具体地说,发展学的基本研究特征之一是以问题为导向(这与孙立平所说的“实践社会学”有类似之处),并认为不同学科的本质是其研究视角的不同,但在研究领域及研究对象上往往是交叉或相通的,因此,发展学在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可取部分,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发展学的理论和方法基础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其他学科基础上的,发展研究并没有自己完整的一套方法论体系,因此,发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密切,发展研究与实践需要所有相关学科的支撑。只是,发展学与其他学科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问题为导向,不只是研究问题,还直接尝试解决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意味着,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有利于解释或解决问题的各学科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以问题为导向,但不是以所有问题为导向,而是就某些特定的发展主题展开行动性强的发展研究和干预。这就像库恩所说的“范式”,或者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发展学科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也有类似的倾向。一般认为,“学科间的交叉点往往是发展研究中推崇的部分”,即“参与式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方法论主要适用于以社会系统为基础所开展的研究活动;特别适用于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内涵的多种类型的研究”(李小云,《参与式发展概论》,p41);而在研究方法上,诸如:如“参与式”“以社区为基础”“以行动者为导向”“行动研究”等是被发展学所倡导和运用较多的。发展学是研究发展规律和干预发展规律的科学。因此发展学的研究对象可简单划分为经验对象和理论对象两部分,前者是从发展实践角度而言的发展实践系统,后者是从发展研究角度而言的理论和规律对象系统。由发展学核心课程设置可明显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列队伍的特点也可以看出以上这一学科特点;同时,鉴于发展干预的主要工具是“政策”和“项目”,因此,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的相关学科训练往往也是围绕这两个领域进行的。尽管发展学根据其学科特点有这种相对合理的学科设置,但个人认为,这仍然不够,发展学还应区分“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两大专业方向。对这两个方向的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任何学科方向都是由人去从事的,而这两个学科方向对人的个性和能力方面的要求是有较大差别的。一般而言,“发展研究”的研究者更侧重理论分析的能力培养,这类人相对较内向,喜欢稳定;而“发展实践”的研究者更侧重管理方面的能力培养,这类人相对外向,喜欢闯荡。然而,目前的发展学科设置和对发展人的培养方向上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还会影响到发展学科的进一步长远发展。由于发展学重视行动性、技能性,因此在学术规范方面可能有不足,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一方面,如前面所说的,必须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特点,另一方面,就是重视“发展研究”这一方向的培养和训练。从目前我们学院的实际情况看,“发展研究”相对滞后于“发展实践(管理)”,从而“发展实践(管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往往也受到诸多理论上的瓶颈制约。    
    最后是几点关于“参与(式)”的认识。首先,个人认为,“参与”主要是一种理念(logos,有些类似原则principle),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理论(theory)、方法(method)或抽象的工具(tool)。“参与式”可以理解为“发展人”就其干预策略达成的“共识”(common sense,consensus)之一,若从不严格的意义上说,也可以成为发展领域的“范式”(paradigm)之一。因此“参与式”可以概括发展领域一些方法和工具的特征,但“参与式”还称不上是具体的方法与工具。发展领域经常提到的PRA是一套工具,但其实质为一种态度,这些态度可以归为“参与”理念。其次,“参与”本身不是最终目的(an end),但它作为可以实现最终目的的有力途径(approach),可以看作一个手段(means)式的目标。这与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对“自由”的定位有些共性,也有不同:共性在于“自由”如“参与”类似,是作为可以实现某些最终目的的有力途径;不同在于,如果把“目的”和“手段”看作一个连续统,“自由”显然比“参与”更靠近“目的”一端。因此,“参与”有时候可以看作是某种程度的“目标”,但若不能看到“参与”背后那个更靠近“目的”的“目标”或“最终目标”,就有可能犯“本末倒置”的原则性错误——这一点可能是目前“参与(式)”在中国实践中往往出现某种“异化”现象(如“话语霸权”,就“参与”而“参与”导致的“参与疲劳”等)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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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一些人认为,“发展”目前还不能称为一门学科,它没有如物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之类的成熟的方法论体系;但这部分人不能否认,“发展”确实具有其特有的学科特色。一些人认为,我们所谓的“发展学”与国外的“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在研究领域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而且“发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可能从一开始便在全球规范划一。梅珠2007.6.11

[1]在方法论的层次,发展学认为,“对世界的认识不是只有一种认识论,参与式是系统理解世界的基本要素”(李小云,1998);这里的“参与式”可用“learning by doing”或“实践出真知”等话语代替。即发展学认同维特根斯坦“逻辑是有局限的”观点,认为理性只能把握现实的一部分,无论是以思辨为主要特征的理性主义,还是以发现事实为主要特征的经验主义或历史相对论,都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而“对世界的认识不是只有一种认识论”,还有“实践”,甚至跨越于“认知”与“实践”的“交往——沟通——理解”,这就是“参与式是系统理解世界的基本要素”所要表达的。
回应1 陈冲影
    师姐所谓的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不就是corbridge教授告诉我们的发展研究和发展管理吗?既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已经有此两个方向,至少说明这样设置是存在很大合理性的。但我觉得理论和实践是无法分开的,如果真要设置两个方向的话,建议不要在本科阶段就设置发展研究方向的专业。在实践基础不夯实的前提下去单纯学习理论多少有些不可取。
回应2 张梅珠
    恩,Corbridge教授那天是提到了在英国有Development Studies和Development Management两个方向,但当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所以也不知道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1)是包含与被包含(或者说,融为一体?)的关系,如李小云老师文章中所提到的“Corbridge教授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发展学叫做发展研究,认为发展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存在了已经50多年的历史,同时发展管理也是发展研究,或称发展研究之中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还是2)如叶敬忠老师问Corbridge教授时后者所回答的“LSE发展专业的学习主要包括三个领域:国际政治经济、治理和公民社会”,“(在英国)也没有关于发展学科的统一定义,而是各有特点”。而个人观点是,“发展研究”和“发展管理”就像是天使的一对翅膀,是相依相存、互促互进的,因此,个人完全赞同你的观点:“理论和实践是无法分开的,如果真要设置两个方向的话,建议不要在本科阶段就设置发展研究方向的专业。在实践基础不夯实的前提下去单纯学习理论多少有些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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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秀萍师姐的发言

刘洋、小毛:
    读到你们的邮件,首先是感动,有位老师曾对我说农大是你的母校你随时都可以回来;感动之余是惭愧,从进入农大人发学院到走出校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我还是没有弄清楚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所以迟迟也没有回应。没有弄懂的我更不敢面对我的硕士导师,因此,更要求自己在发展论坛的学术表达都经过仔细思考。这封信仅示我对论坛的支持、对你们邀请我参与论坛的感谢吧。
    另外,建议每期主题下有若干分议题,这样好有针对性地辩论!祝论坛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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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奉公老师的回应

    这个论坛是个很好的创意和形式。
    第一期论坛怎么就结束了呢?我感觉才刚刚开始呢。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能还太早太早啊。
    建议前面已经开辟的论坛主题,不要到期结束,与新开主题并行运作,有兴趣者可以针对该问题继续开展讨论。
                          
                                   奉公    2007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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